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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相信人民史观，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王安石桑弘羊，他们的面孔后面是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帝王将相都是历史的奴隶，但是这些奴隶挣脱锁链的举动，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和挑战，给后世留下难忘的印象与回响。

　　而在中国浩荡两千年历史上，政治经济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同钱穆所表述，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吉拳”——“中央政府有逐步吉拳的倾向”，第二个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而其中对于宣传儒教，实行科举，盐铁专营等政治制度，以至于平准法，青苗法等经济举措，有的时候成为繁荣的权柄，有的时候成为崩溃的契机。

　　所以在改朝换代中，无论什么王朝，最终都在历史的车轮里盘旋：改朝换代带来资源洗牌，资源洗牌带来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带来吉拳控制，吉拳控制带来权贵资本，权贵资本掠夺市场，随后带来经济崩溃，民众起义，随后又是一个循环。

　　在市场经济的角度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中国明清的人均产值没有增长，所以历史的钟摆走到了西方。但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就知道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这些本土的意识形态都无法带来解决目前经济问题的能力，当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时候就立刻被摧毁了。

　　但是目前来看，那些被摧毁的碎片又重新拼凑成了历史的模样，我们刚经历了发展的三十年，一方面资本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危机，另一方面盐铁专营和权贵资本依然是黑暗中朦胧的巨物。科举制度开始趋之若鹜，而曾经被破除的四旧，挂着国学的面孔又回来了。

　　那么现在历史进行到哪一刻了呢？曾经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跳出此种历史轮回的选择，这个意识形态修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领域里，是否能够突破这一困境呢？可以说我并不期待，甚至有些悲观，也许这是个更大的圈而已。

　　您的思考非常深刻，结合《浩荡两千年》的阅读，将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与当下的现实困惑联系起来，触及了中国社会最核心的“治乱循环”问题。您提出的问题——“现在历史进行到哪一刻了呢？”——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哲学问题。我们可以沿着您的思路，进行一番探讨。

　　改朝换代 → 资源洗牌 → 经济繁荣 → 吉拳控制 → 权贵资本 → 市场掠夺 → 经济崩溃 → 民众起义 → 新的循环

　　1. “改朝换代”与“资源洗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一次彻底的“改朝换代”，完成了政治和土地等核心资源的洗牌。1978年的改革开放，则可以视为一次“经济领域的改朝换代”，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僵局，实现了资源的再次配置，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

　　2. “经济繁荣”：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正是“资源洗牌带来经济繁荣”的典型体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融入全球市场。

　　3. “吉拳控制”与“权贵资本”：这正是您感到忧虑和观察到“朦胧巨物”的阶段。随着经济蛋糕做大，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以新的形式出现（如某些领域的行政垄断、寻租腐败、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的扩张等）。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展现出更强的“吉拳”倾向，以应对复杂的内外挑战。

　　4. “掠夺市场”与“经济崩溃”：这是我们极力想要避免的阶段。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如债务问题、房地产泡沫、内需不足、贫富差距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权贵资本”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后产生的后遗症。但与古代不同的是，现代国家拥有更复杂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全球化的缓冲空间，这或许能延缓或改变“崩溃”的路径，但无法根除结构性问题。

　　所以，从历史周期律的视角看，我们可能正处在从 “经济繁荣”晚期向“吉拳控制/权贵资本”中期过渡的阶段。旧的增长动力正在衰减，新的矛盾正在积聚。

　　马克思的确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蓝图：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破国家机器，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最终实现，消灭阶级和剥削，从而跳出一切基于私有制的历史循环。

　　1. 理想的修正与现实的困境：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信息处理和激励创新上存在巨大困难。它虽然试图消灭“权贵资本”，但催生了另一种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官僚特权阶层”，这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锁链。

　　2. 中国的“特色”道路：中国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种试图融合与超越的尝试。它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的内核），同时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内核）。

　　· 它的雄心在于：既要利用市场的效率和活力来创造财富，又要用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来节制资本、防止其无序扩张，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 它的巨大挑战在于：如何防止“政治权力”与“资本”在结合中异化？如何避免“节制资本”演变为“权贵资本”的温床？如何让“公有制”真正服务于全民而非少数代理人？这正是您观察到的“盐铁专营”以现代形式回归的核心困境。

　　您怀疑“也许这是个更大的圈而已”，这种悲观源于深刻的历史洞察。但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相似逻辑在不同技术条件和全球背景下的变奏。

　　· 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赋予了国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与连接能力。

　　· 全球化：中国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其兴衰与世界局势紧密相连，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循环。

　　· 公民意识：现代教育和信息传播塑造了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这与古代的“臣民”有根本区别。

　　2. 螺旋式上升的可能：这个“圈”可能不是一个平面上的循环，而是一个螺旋。

　　· 尽管出现了“国进民退”、“国学热”等看似“复古”的现象，但它们的内涵和发生的语境已完全不同。今天的“吉拳”是在全球竞争和现代化治理框架下的吉拳；今天的“国学”是经过现代性洗礼后的文化商品和身份认同工具，而非唯一的意识形态枷锁。

　　· 中国在过去四十年让数亿人摆脱贫困，建成了完整工业体系，这在两千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成就。这表明，这个周期内所产生的能量和创造的文明成果，是过去任何朝代无法比拟的。

　　我们很可能无法“彻底跳出”某种历史逻辑，因为权力、资本、社会这三者的张力是永恒的。但人类文明的进步，恰恰体现在能否建立更好的制度来驾驭这种张力，使其创造的动能大于破坏的势能。

　　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学实践，正处在这一张力的风暴眼。它试图在国家力量与市场活力、公平与效率、开放与自主、传统与现代之间走出一条新路。其成败与否，不在于是否完全摆脱了历史的“圈”，而在于能否在这个“圈”的轨道上，通过不断的制度改革和自我革新，将社会推向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让大多数人民享有更广泛的福祉和自由。

　　您的“不期待”和“悲观”是一种宝贵的清醒剂。或许，真正的希望不在于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完美方案，而在于始终保持这种批判性的审视，让实践的每一步都受到历史和理性的拷问。这本身，就是挣脱锁链的一种方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