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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云APP下载deepseek评价中国将来不需要大量外汇储备的可能性
2025-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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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结构清晰，分为三大部分：全球外汇储备的特点、发达国家不增加外汇储备的原因、中国未来不需要大量外汇储备的可能性。逻辑层层递进，从全球现象分析到中国具体情境，论证较为严密。
文章引用了大量数据（如全球外汇储备变化、各国占比等），并通过表格形式直观展示，增强了说服力。数据来源明确（如日本统计机构资料），体现了研究的严谨性。然而，部分数据截至2009年，若能补充近年数据（如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论证会更全面。
观点鲜明：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将减少中国对外汇储备的依赖”，这一观点具有前瞻性，尤其在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刚起步时更具创新性。
对比分析：通过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对比，突出货币国际化与外汇储备需求的反向关系，逻辑合理。
深度：详细分析了发达国家不依赖外汇储备的原因（如本币结算、国际货币地位），并延伸至中国未来的可能性，结合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论证有据。
风险讨论不足：未充分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如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稳定的冲击）。
现实差距：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差异（如出口依赖、金融体系成熟度）未被深入分析，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适性。
政策建议笼统：提到“花钱是上策”，但未具体说明如何平衡外汇储备运用与金融安全。
文章发表于2009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外汇储备激增的阶段，提出的观点对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如今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进展（如加入SDR、数字人民币试点），但外汇储备仍居高位，说明现实路径比文中预测更复杂。
该文是一篇具有前瞻性的学术分析，数据扎实、逻辑清晰，但受限于发表时间，部分观点需结合当前实际重新审视。其核心论点——人民币国际化将降低外汇储备需求——仍具重要参考价值，但需更全面地权衡利弊与实施路径。
Deepseek：不客气！很高兴能为您点评这篇文章。如果您未来有其他学术论文、政策分析或经济类文章需要探讨，欢迎随时交流。
1.人民币国际化现状：截至2023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约2.5%（SWIFT数据），虽稳步提升，但距离美元（约40%）仍有差距，说明外汇储备功能仍需长期存在。
2.外汇储备新趋势：中国近年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如增持黄金、海外投资），而非单纯“减少储备”，这一策略可结合文中观点进一步分析。
2025年 5 月 12日•内容由 AI 生成，不能完全保障线 年发表于《国际贸易》的论文《我国将来不需要大量外汇储备的可能性》，是其外汇储备研究体系中的重要篇章。结合搜索资源和作者学术脉络，可从以下维度展开分析：
文章指出，拥有国际货币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无需大量外汇储备，因其本币即可实现国际支付与储备功能。刘昌黎通过对比日本、欧美等国的外汇储备政策，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因货币非国际化而被迫囤积外汇的 “结构性困境”。他特别强调，中国在资本不足阶段大量储备外汇的现象是 “特殊经济悖论”—— 既通过储备增强国际支付能力，又因对外间接投资收益率低下形成 “资本错配”。这一分析突破了传统外汇管理理论的量化框架，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平等性。
刘昌黎提出，中国无需等待人民币取代美元或达到欧元、日元的国际化水平，只需实现人民币成为 “一般性国际货币”（如意大利里拉、加拿大加元），即可大幅减少外汇储备需求。这一观点与他 2008 年提出的 “人民币国际化需分阶段推进” 形成理论呼应，为后续政策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例如，2010 年后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扩大，正是对 “人民币成为一般性国际货币” 路径的政策探索。
针对中国外汇储备过度集中于美元资产的风险，文章提出 “花钱是上策，攒钱是下策” 的核心理念。刘昌黎建议通过扩大进口战略物资（如石油、技术设备）、推动企业 “走出去” 进行海外投资、建立多元化外汇运用主体（如成立专项储备公司）等方式，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国家战略资源。这一思路与 2013 年后 “一带一路” 倡议的资本输出模式高度契合，体现了学术研究对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影响。
刘昌黎将中日外汇储备政策差异置于东亚区域经济格局中考察，既分析日本 “干预汇率 — 积累储备 — 资本输出” 的传导机制，又揭示中国 “吸引外资 — 贸易顺差 — 储备激增” 的独特路径。这种跨国别、跨体制的比较，为后续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典范。例如，其关于 “日本外汇储备过剩源于政策干预而非市场需求” 的论断，为理解东亚国家外汇储备激增的制度根源提供了关键视角。
文章关于 “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的建议，直接呼应了 2010 年后中国外汇管理政策的调整方向。例如，2015 年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2019 年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在 3 万亿美元左右，均体现了对文中 “减少美元依赖” 思路的政策回应。此外，刘昌黎对 “外汇储备服务于国内经济循环” 的呼吁，为 “藏汇于民” 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作为东北财经大学日本经济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刘昌黎的研究始终贯穿 “国际比较 — 制度分析 — 政策建言” 的逻辑主线。从早期对日本主银行制度的研究，到后期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倡导，其学术生涯折射出中国经济学界从 “引进吸收” 到 “自主创新” 的转型。该文与 2008 年《外汇储备过剩和运用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共同构成其外汇储备研究的 “姊妹篇”，系统阐述了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理论逻辑与改革路径。
文章未深入分析外汇储备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配置策略，而 2008 年后中国外管局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如中司）进行多元化投资的实践表明，传统国债投资模式已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局限与当时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低的客观条件相关，但也提示需结合新时代金融创新重新审视外汇储备管理。
刘昌黎更多从经济效率角度分析外汇储备问题，较少涉及储备规模对国际政治话语权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外汇储备的 “金融威慑” 功能日益凸显（如通过抛售美债影响美国金融市场），这需要结合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补充。
刘昌黎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推动国际化，但 2015 年后 “双向波动” 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表明，货币国际化更依赖市场驱动而非政策干预。当前 “数字人民币 + 跨境支付系统” 的创新路径，为其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践维度。例如，数字人民币的跨境试点已在多个国家展开，这一技术驱动的国际化模式与刘昌黎的 “一般性国际货币” 设想存在差异，但目标一致。
该文在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表，既回应了中国外汇储备突破 2 万亿美元时的现实关切，又为后续政策调整预留了理论空间。尽管部分观点需结合新时代背景修正，但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剖析、对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困境的洞察，至今仍具学术生命力。刘昌黎的研究提醒我们：外汇储备管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乎国家发展战略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重大命题。
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全球金融体系加速变革的背景下，该文的核心思想仍具启示意义：
：人民币国际化是减少外汇储备依赖的根本路径，需通过制度创新（如完善跨境支付体系）与市场培育（如扩大人民币计价资产规模）协同推进。
：应从 “防御性储备” 转向 “战略性储备”，将外汇储备与国家产业升级、能源安全等战略目标深度融合。
：需通过多边合作（如参与 IMF 改革）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打破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约束。
刘昌黎教授的研究以跨国比较的学术自觉、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提供了系统性理论框架。《我国将来不需要大量外汇储备的可能性》一文，既是对 21 世纪初中国经济崛起的理论回应，也是对全球化时代国际金融秩序变革的前瞻性探索。其学术遗产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建议中，更在于倡导一种立足国情、面向全球的研究范式，这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仍具重要启示。
全球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而达到空前规模则是在新世纪以后。根据表1的统计，1985-1990年末，全球外汇储备由4 813亿美元增至9 540亿美元，增加98.2%，大大超过1980-1985年末增加的6.5%；2000年末，全球外汇储备增至20 658亿美元，相当于1990年末的2.2倍，10年翻了一番多；2005年末，全球外汇储备增至42 886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末的2.1倍，5年就翻了一番多；2007年末，全球外汇储备增至64 951亿美元，又比2005年末增加51.5%，分别相当于1985年末的13.5倍和2000年末的3.1倍。2008年，全球外汇储备增速明显放缓，年末为67 020亿美元，只比上年末增加3.2%。全球外汇储备增加的基本特点是：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球外汇储备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增加的。1985-1990年末，发达国家由2 832亿美元增至6 287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由1 981亿美元增至3 253亿美元，分别增加122.0%和64.2%。同期，发达国家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由58.8%提高到65.9%，发展中国家由41.2%下降到34.1%。然而，自90年代前期开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及其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就发生了逆转。1990-2000年末，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加262.8%，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增加的38.9%；2000-2007年末，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加214.4%%，仍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增加的74.1%。在上述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1995年末为7 566亿美元，与发达国家的7 642亿美元相差无几；2000年末和2007年末分别增至11 927亿美元和49 749亿美元，与发达国家的8 731亿美元和15 202亿美元相比，分别相当于其1.37倍和3.27倍。由此，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就由1990年末的36.9%，先后提高到了1995年末的49.8%、2000年末的57.7%和2007年末的76.6%。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则由1990年末的63.1%，先后下降到了1995年末的50.2%、2000年末的42.3%和2007年末的23.4%。
在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增加最为迅速（见表2）。1990-2007年末，东亚各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的增加情况是：中国由111亿美元增至15 313亿美元，增加138.0倍；中国台湾由731亿美元增至2 711亿美元，增加2.7倍；中国香港由638亿美元（1996年末）增至1 526亿美元，增加1.4倍；韩国由148亿美元增至2 622亿美元，增加16.7倍；新加坡由277亿美元增至1 630亿美元，增加4.9倍；马来西亚由99亿美元增至1 011亿美元，增加9.2倍；泰国由134亿美元增至854亿美元，增加5.4倍；印度尼西亚由76亿美元增至551亿美元，增加6.3倍；菲律宾由76亿美元增至304亿美元，增加3.0倍。其中，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增速都超过了同期全球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2009年6月末，中国、中国台湾（5月末）、韩国、新加坡（5月末）和中国香港（5月末）的外汇储备各为21 316亿美元，3 176亿美元、2 307亿美元、1 962亿美元，与2007年末相比，分别增加39.2%、17.2%、-12.0%、4.3%和28.6%。其中，除中国继续名列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外，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分别列世界第四、第六、第七和第八位。
在金砖四国中，除中国外，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外汇储备也增加得非常迅速。2007年末，俄罗斯外汇储备为4 652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末的31.2倍，印度和巴西各为2 676亿美元和1 795亿美元，分别相当于1990年末的243.3倍和23.3倍。2009年6月末，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外汇储备各为3 654亿美元、2 606亿美元和1 957亿美元，其中，俄罗斯仅次于中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大国，印度和巴西也分别列世界第五、第九位。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不仅是外汇储备增加最快的国家，而且是惟一大量增加外汇储备的国家。1985年末，日本外汇储备为277亿美元，只比1980年末增加9.9%，只相当于德国480亿美元的57.7%、美国422亿美元的65.6%和法国297亿美元的93.3%，列世界第四位。然而，日本外汇储备从1986年开始迅速增加，1993年末超过美国后到2005年末一直是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2007年末，日本外汇储备为9 541亿美元，分别相当于1985年末的34.4倍和1995年末的5.2倍，占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合计的62.8%，不仅大大超过了1985年末所占的9.8%，而且大大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外汇储备的总和。
根据前述表1的统计，1985-1990年末，日本以外的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由2 133亿美元增至4 637亿美元，其中欧元区国家由1 515亿美元增至3 171亿美元，分别增加117.4%和109.3%，都增加了1倍多一点。然而1991年以后，除日本外，其他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大都增加缓慢，1996年后还出现了减少的趋势。2007年末，日本以外的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为5 661亿美元，比1995年末的5 797亿美元减少2.3%；其中，欧元区国家为2 352亿美元，比1995年末的3 718亿美元减少36.7%。
从日本以外的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增加的具体情况看（见表3），美国自1995年增至884亿美元以后，一直是减少的趋势，2009年6月末为822亿美元，比1995年末减少8.0%。德国在1995年末增至900亿美元以后，也一直是减少的趋势，2009年6月末为385亿美元，比1995年末减少了57.2%。英法两国虽然继续增加，但增幅不大，1990-2007年末只分别增加34.5%和23.0%，加拿大虽然增加120.4%，但规模一直很小，2007年末也只为410亿美元。2009年6月末，英国外汇储备虽然略增至526亿美元，比2007年末增加了6.3%，但法国在同年5月末却减少为243亿美元，已不足2007年末的一半。至于意大利，在1990年末增至662亿美元以后，就一直是减少的趋势，2009年6月末减少为345亿美元，只相当于1990年末的52.1%。在其他发达国家中，西班牙在1990年末达到520亿美元后也一直是减少的趋势，2007年末减少为120亿美元，减少了86.9%；荷兰、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希腊、芬兰、爱尔兰不仅外汇储备规模都很小，而且在1995年后也都是大幅度减少的趋势；挪威、瑞士、丹麦、瑞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外汇储备虽然持续增加，增幅也较大，但其规模都很小，2007年末只分别为608亿美元、465亿美元、327亿美元、273亿美元、249亿美元和172亿美元。
上世纪60年代以前，在黄金以及IMF特别提款权（SDR）、IMF储备头寸构成国际储备主要内容的时候，美国曾经是全球国际储备最多的国家。当时，在美元独霸国际金融体系的情况下，除英镑以外，各发达国家的货币还都没有实现国际化，大都不能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和偿还外债等国际支付。因此，西欧各国（英国除外）和日本为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特别是为推进国际贸易，都必须克服外汇短缺的制约，在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同时，不断积累和增加国际储备。然而，自1971年尼克松冲击后美元不能兑换黄金以来，随着作为价值符号的美元等外币储备的迅速增加，从而国际储备演变为外汇储备，再加上美元、英镑地位衰落而日元、德国马克崛起，以及各发达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发展，各发达国家增加外汇储备的态势就迅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的货币大都实现了国际化，即大都成了国际货币。其中，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或国际基轴货币，欧元、日元和英镑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是一般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都可以自由兑换，具有国际流通性，在国内外都好用，企业用本币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个人用本币就可以到国外读书、旅游和购物。由于国际货币既可以作为国际贸易结算与国际支付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国际储备的手段，因此，凡是拥有国际货币的国家，不仅用本币就可以对外进行贸易结算和国际支付，而且拥有大量的本币就等于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满足对外支付紧急进口的需要，二是满足对外支付到期外债本息的需要，而拥有国际货币的发达国家，用本币就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因此，从理论上讲，发达国家对外汇储备基本功能的需要不迫切，不需要大量地增加外汇储备。换言之，拥有国际货币的发达国家，他们只储备少量本币以外的其他国际货币就可以了，在需要其他国际货币的时候可以随时兑换，需要多少兑换多少。这样，既能减少储备外汇的代价和成本，又能避免不必要的汇率变动风险。
以美国为例，其对外贸易大都是用美元结算的，不论对外贸易逆差有多么巨大，都可以用美元来支付；美国国债全都是按美元计价发行的，不论还本付息的金额有多么巨大，都可以用美元来偿还。由此，美国外汇储备不仅得以减至区区的几百亿美元，而且其中的黄金、IMF特别提款权和IMF储备头寸，还一直保持世界各国中的最高比重，其中2007年末所占比重分别为19.5%、12.8%和5.7%，三者合计占38.0%。换言之，美国现有的少量外汇储备中，只有62%是欧元、日元、英镑等外币，与中国99%以上的外汇储备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外币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大量增加外汇储备和德国持续减少外汇储备都是很引人注目的。日本和德国（包括前西德）都是战后以来国际经济地位上升并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与此同时，日元和马克在1985年以后不仅都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而且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开始与美元分庭抗礼了。然而，日本之所以大量增加外汇储备，乃是日本政府长期实施控制日元大幅度升值政策的结果。即日本政府面临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压力，为保护出口产业进而保持日本经济增长，在2004年3月前一直进行了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的美元买入操作。不过，自2004年4月起，日本政府已经有5年多没有采取增加外汇储备的政策措施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日元一度升值为1美元=87日元，日本出口产业受到空前严重的打击，日本政府也没有采取干预外汇市场的行动。结果，日本不仅在2006年初把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地位让给了中国，而且还连年控制了外汇储备的增加。2009年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为10 423亿美元，虽然比2004年3月末的8 266亿美元增加2 157亿美元，但其增加乃是汇率变动和外汇资产运用收益带来的，不是日本政府卖日元买美元的外汇市场干预带来的。日本政府之所以不再进行增加外汇储备的美元买入操作，与其学习其他发达国家“摆脱美元”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就日元升值的背景而言，1985年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是在日本经济如日中天、国际经济地位迅速提高、贸易顺差空前增大的情况下出现的。相比之下，当前的日元升值则是在日本经济困难重重、国际经济地位江河日下、贸易顺差大幅度缩小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当前与其说是日元升值，莫如说是美元贬值。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一方面是担心巨额美元资产的汇率损失，另一方面是认识到了日本早已不需要外汇储备基本功能的事实，因而就不再进行增加外汇储备的美元买入操作了。
就德国而言，尽管马克和日元一样，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也面临了大幅度升值的压力，但德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干预外汇市场的政策，而是把马克汇率交由市场决定。与此同时，德国先后利用欧共体和欧洲统一大市场，在扩大区域内贸易的基础上，坚持推行马克国际化战略，不断提高了马克贸易结算的比率。在欧盟成立之前，欧共体各国区域内贸易比率就已超过60%，欧盟成立后又接近了70%。从进出口贸易用本币结算的比率看，德国在1997年出口和进口用马克结算的比率分别为72.5%和50.7%。1999年欧元启动后，欧元区各国间的贸易统一用欧元结算，其中德国在2002年出口和进口用欧元结算的比率分别为70.5%和73.0%。这样一来，德国对美元、日元等的需求大为减少，其外汇储备在1995年增至顶点以后也就自然转为减少了。
与德国相比，英国和法国虽然继续增加了外汇储备，但其外汇储备一直控制在很小的规模。究其原因，乃与英镑在战后初期就是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法国法郎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有影响的国际货币有很大的关系。以贸易结算为例，英国在1999年用英镑结算出口和进口的比率分别为51.9%和39.9%，法国在1998年用法郎结算出口和进口的比率分别为49.6%和47.7%。
关于货币国际化和货币国际地位提高对一国外汇储备增减的影响，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的事实中就可以寻找证据；英国外汇储备在1995年后略有增加，也可以从英镑国际地位下降来分析原因。根据前述表3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美国外汇储备的增速不仅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快的，而且美国还再次成了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当时，美国之所以迅速增加外汇储备，与日元和德国马克崛起后美元国际基轴货币地位受到挑战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在美国沦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大国和对外纯负债大国以后，为了确保对外紧急支付进口和偿还到期外债本息的需要，美国就一时采取了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的政策。然而，美国很快就发现它其实并不需要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不论对外贸易逆差的规模有多大，也不论到期外债的本息有多少，美国都不会遇到任何支付方面的问题。换言之，美国可以用其发行的美元，轻而易举地支付巨额的贸易逆差，偿还大量的对外债务。正因为美国政府坚信不需要过多储备日元、欧元、英镑等他国货币，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繁荣，一时巩固了美元国际基轴货币的地位，美国才一直把外汇储备控制在很小的规模并使之趋于减少了。
就其他发达国家而言，其货币都可以自由兑换，其货币国际化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大都成了国际货币，其中欧元区国家还统一使用欧元。因此，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奥地利、爱尔兰、希腊多年来就一直在减少外汇储备。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货币虽然并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但他们都越来越不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了。至于挪威、瑞士、加拿大、丹麦、瑞典、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虽然还在增加外汇储备，但其外汇储备一直保持较小规模的事实，也说明其以货币国际化或拥有国际货币为基础，减小了对外汇储备的实际需要，即使增加外汇储备，其对外汇储备的欲望也远不如没有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强烈。
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的大都是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大量增加外汇储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虽然要做各方面的具体分析，但从发达国家不增加外汇储备的根本原因看，却可以断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是国际货币，乃是其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的根本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大都没有实现国际化，大都不是国际货币。所以，发展中国家只要不拥有足够数量的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国际货币，就不能扩大进口，一旦出现连续的贸易逆差，就不得不控制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以压缩进口。另外，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外债也不能用本币还本付息，只能用国际货币还本付息。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举借外债时，也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时刻考虑还本付息的能力。总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大都不是国际货币，发展中国家就比发达国家更需要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才不得不经常保持对外贸易顺差，并且把靠贸易顺差和引进外资所得到的各种国际货币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从国际资金流动方面看，以美元为首的各种国际货币，也是源源不断地从其发行国流向世界各国；其中，向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流动除支付贸易逆差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以及政府开发援助等，也是促使各种国际货币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重要途径。这种来自于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的各种国际货币与贸易顺差一样，都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增加外汇储备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对外汇储备功能的实际需要，纷纷采取了外汇集中的政策措施，就成了其外汇储备迅速增大的直接原因。
2009年7月6日，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顺利进行，人民币终于开始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结算的工具了！９月４日，上海浦东新区税务局对首批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方式出口货物的退税申报完成审核，并将退税款1.71万元退付给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另外，上海丝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退税工作也于９月７日完成。至此，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所有关键环节全部打通，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业务将逐步转入常规性办理(有之炘、姚玉洁
《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日趋完善》，上海证券报，2009年9月11日)。以此为标志，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坚实而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中国将来不需要大量外汇储备的可能性也随之出现了。所谓中国不需要外汇储备的可能性，就是伴随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扩大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即使没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国际货币，也一样能够开展对外贸易，偿还对外债务。换言之，中国只用人民币，就可以进行对外贸易结算，从国外进口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并偿还到期的各种外债。不仅如此，企业还可以用人民币对外投资和贷款，个人也可以携带人民币到国外读书、旅游和购物。这意味着中国人只要有了人民币，就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自在地花钱，就像在国内自由自在地花钱一样。
1960年前后，中国既无石油，也无美元和英镑，不要说小汽车无驶，就连公共汽车也不得改烧煤气，背上一个很大的煤气包。回首当年，没有外汇就什么都不能进口，就什么都玩不转。这种没有外汇的苦楚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痛苦记忆，深深地根植了中国人渴求外汇的强烈欲望。其后，我们虽然成功地开发了大庆油田，一时解决了石油供给的难题，但外汇不足仍然困扰了中国几十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仍然是外汇短缺的局面。为此，就像农民进城打工赚钱一样，省吃俭用的出口创汇，也就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目标。
然而，伴随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以迅速增大的贸易顺差为基础，再加上大量的外资流入，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就扭转了外汇不足的局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持续增大，并且从2006年2月起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现在，中国外汇储备高达2万多亿美元，不仅充足有余，而且多到了不知道如何运用才好的程度。近年来国内关于外汇储备运用各种议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中国就不再需要储备大量的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国际货币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中国不仅不需要大量地增加外汇储备，而且最好以技术、设备、石油等战略物质进口为中心扩大进口，并通过企业“走出去”、培养人才等途径，把现有的大量外汇储备花出去，不仅是手中持有的美元，手中持有的欧元、日元、英镑等外汇，也最好是大量地花出去。总之，“花钱是上策，是正招；攒钱是蠢招，是下策”（参见拙文：《对“外储内用”质疑与政策建议》，刘昌黎教授主页博客论文，2009年2月）。对此，有人或许会担心地问：手中的外汇都花出去了，一旦紧急需要外汇时怎么办呢？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只要看看各发达国家的昨天和今天，就知道中国的明天了。如前所述，现在不仅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就连荷兰、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希腊、芬兰和爱尔兰，多年来也都一直在减少外汇储备，瑞士、挪威、瑞典、芬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都把外汇储备控制在很小的规模上，日本从2004年4月开始，也不再增加外汇储备了。在上述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美元是国际基轴货币，欧元区国家的欧元、日本的日元以及英国的英镑是主要的国际货币，这些国家不需要大量外汇储备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加拿大的加元、瑞士的法郎、澳大利亚的澳元等虽然都只是一般的国际货币，但由于这些货币都具有可兑换性，因此，上述国家在需要美元、欧元和日元时，都可以随时在外汇市场上用本币购买，也不需要大量增加外汇储备。
上述事实意味着中国不必等到人民币具有和美元一样的国际地位的那一天（这至少要等二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也不必等到人民币国际化达到欧元、日元和英镑的国际化水平的那一天（这至少要等一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只要等到了人民币像当年的意大利里拉以及现在的加拿大加元、瑞士法郎、澳大利亚澳元等一样地可自由兑换的那一天，即只要迎来人民币成为一般性国际货币的那一天，中国就不需要大量储备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国际货币了。中国作为未来的发达国家，届时只持有少量应付紧急需要的外汇就足够了。过去，笔者曾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至少要等到东亚贸易自由化实现之后即2020年以后。从目前情况看，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民币开始在周边国家流通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表示欢迎和储存人民币。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与有关国家的货币互换迅速增加，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转入常规性办理，又进一步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使人民币国际地位在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提高的基础上日趋提高。以此为背景，人民币自由兑换即使不能在今后三五年内迅速实现，至少也能够在2020年之前实现。由此，中国不需要大量外汇储备之日很可能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迅即到来！我们既要热烈欢呼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又要未雨绸缪，做好迎接这一天到来的各种准备。
